浙江曲艺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人材辈出。浙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地理环境，以及交通、工商业的发达，为浙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浙江曲艺的繁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浙江曲艺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北宋时的浙江，在表演文艺方面，最为流行的主要是以士大夫为消费对象的小唱和大曲。小唱者多为城市歌妓，而大曲原是一种大型歌舞，往往士大夫宴饮时演唱其中片断，以娱宾客。
　　南宋时，杭州等地说唱艺术趋于繁荣，各种形式的说唱蓬勃发展。据《都城纪胜》、《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夷坚志》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流行的说唱艺术有说话、唱赚、涯词、陶真、合笙、商谜、道情、小唱、耍令、嘌唱、吟叫、像生、鼓子词、诸宫调、说诨话、装秀才、乔合笙、学乡谈、弹唱因缘等数十种。
明清两代浙江生产发达，经济富庶，市民安居乐业。虽然明初浙江连年争战，经济、文化遭到一定破坏，使浙江曲艺一度较为沉寂。但是，从明嘉靖开始，浙江丝织、棉织、造纸等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具有资本主义生产荫芽的城镇手工作场。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使浙江曲艺又繁荣发展起来。明清社会普遍出现的说唱艺术，如陶真、弹词、评话、评词以及俗曲等，它们在浙江曲艺史上都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浙江曲艺发展的一个大转折。
　　这一时期，浙江不少曲种，因受城市社会的影响，适应市民阶层娱乐的需求，不论从表演形式或曲目内容都有向时代衍变的发展趋势，从一人、二人转向多角，从浅妆变成艳妆，从平台走向高台，形成曲艺向戏曲演变与互存。其中演变最大，且发展最快的，要数嵊县的"落地唱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浙江的曲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走上全面复兴、发展、繁荣的道路。

　　1949年至1965年的十七年，浙江曲艺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首先，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曲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建国初期，浙江文化主管部门根据1949年、1950年召开的全国首届文代会、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精神；《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于1951年1月召开全省戏改工作会议。首先在戏曲界开展'改人、改戏、改制'工作的同时，对曲艺工作也加强了领导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发展壮大曲艺队伍，繁荣曲艺创作，抢救、整理曲艺传统艺术等措施，使曲艺获得了新生，曲艺面貌起了根本变化。
    1976年"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包括浙江曲艺在内的全国文艺开始复甦。1977年5月，陈云同志来到杭州召开江、浙、沪 "评弹座谈会"。在会上讲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极大地鼓舞了全省曲艺界，对评弹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曲艺复甦的步伐加快了。到1979年上半年全省被解散了的二十六个曲艺团、队先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被改行转业的演员陆续归队；被关闭的书场也重新开张；被禁锢了十年的传统书目重新公演。浙江省曲艺工作者协会也在1979年3月开始恢复活动，各地原有的市、县曲协也先后恢复或重建。

　　与此同时，自1977年起，浙江省每年举办曲艺创作会、作品加工会。省曲协还特地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对曲艺创作进行规划和指导，并成为历年曲艺工作的重点。作品加工会通常在每年的演出淡季，省文化厅或省曲协从全省曲艺队伍中组织一批在书台上颇有演出经验又有编写能力的演员和作者，集中在一起，用少则一周，多则一月的时间，就曲艺新作进行互帮互助、共同研讨、集思广益地进行创作、改编、修改和加工，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实践证明，这一繁荣曲艺创作的举措，成果显著。全省先后创作、改编了中篇弹词《新琵琶行》、《黄泉碧落》、《冤家夫妻》、《桃井案》、《美女蛇》、《咸亨酒店》、《爆炸之迷》、《新琵琶行》、《桃井案》、《爆炸之迷》等。长篇弹词《董小宛》、《白罗山》、《智斩安德海》，以及杭州评话《海瑞》、温州鼓词《王十朋》、绍兴莲花落，《闹稽山》等成了书场上久演不衰的保留书（曲）目。在曲艺创作年会上，由于坚持贯彻了现代书、新编历史书和传统?quot;三并举"的方针，以至曲艺新作内容题材丰富；创作年会有以创作中、长篇书目为主，使得书台上上演的书（曲）目中，新书目的比重逐年增多。